證券時報記者 余世鵬

    公募基金行業的“去明星化”在2023年春天開始了。多位管理規模上百億的明星基金經理或離任或卸任產品。雖然目前官宣離職的并不多，但隨著一些離職傳聞四起，市場議論紛紛。

    他們是2019年來這輪公募大發展中走出的“頂流”，曾經手握“爆款”，是各家基金公司的頭牌和各大渠道的寵兒。和此前一輩的基金經理不同，他們在投資上劍走偏鋒，將上百億資金重倉到某些熱門賽道里。在他們的帶頭下，白酒、醫藥、新能源等賽道一度被貼上“抱團”標簽。但在賽道行情瓦解后，特別是2022年的持續性下跌，昔日豪情押注成為了他們今天的難以承受之重。

    這種沉重，既包括大規模基金帶來的策略單一化，也包括基金契約、公司投研分工等系列約束，使他們面臨著一個兩難困境：如果硬抗下去，龐大體量的虧損何時才能回來？他們畢竟“生也有涯”，干等下去何時是頭？但如果撂挑子一走了之，曾經傾注的心血和明星光環可能就此付諸東流。

    良性健康發展的公募基金行業，不僅是大資管行業發展的風向標，也是上萬億民眾理財資金保值增值的希望所在。反過來說，如果明星基金經理扎堆離職，基金公司規模下降管理費下滑自不必說，如果短期內出現大量贖回，帶來的流動性壓力還可能會傳導至二級市場，對上市公司和基民（包括機構持有人），乃至整個市場預期都會造成壓力。

    正因此，有重要基金經理要離職的基金公司往往會提前多方運作，直到最后一刻才對外公布。基金公司第一時間所考慮的，應該是基民的知情權。從實質上講，基金一旦增聘新基金經理就意味著舊基金經理開始撒手，從此時到發布離任公告的過程可長可短，有時會長達一年之久，基金持倉可能已全部換了一遍，以至于有基民吐槽自己買的是“盲盒基金”。

    長期的信息不對稱，還給基金業“委托代理”問題的解決帶來雙重阻礙：

    一是基民對基金投資和基金經理的了解和跟蹤，長期處于滯后狀態：一旦注意到某個基金經理或某類主題基金時，所對應的賽道行情已過高峰。等基民紛紛買入“爆款”歡欣之際，行情就開始進入下行通道，凈值下跌和基金經理頻繁變更接踵而至。基民買基金的美好初心，最終卻變成了折磨。

    二是掩蓋在信息不對稱下的內部運作，藏著個別公司隱蔽的公司治理和企業文化缺陷。有些明星基金經理離職，不排除是公司內部爭斗的結果，甚至有些基金公司的明星基金經理離職從頭到尾以隨意的鬧劇形式在網上呈現出來。從中暴露出來的公司治理混亂、內部矛盾重重，均受到市場詬病。

    當然，無論從資本市場健康發展角度還是公募基金行業高質量發展角度，大家都不想看到這樣的現象愈演愈烈。但沉疴非一日之弊，革新需要拿出真正的魄力，建立真正的利益共同體，這里有幾個探討方向：

    一是收取管理費的經營模式有沒有可能改變？既然基金投資有風險，承擔風險就不應僅是基民，還應包括做投資決策者。雖然基金公司有自購，但這只是一種集體正確和自我標榜行為。自購是建立利益共同體的正確方向，但應加強信息披露。

    二是規模沖動能否在制度上得以控制？如果一個基金經理在短短三五年內就從普通人到明星再到走下神壇，他的職業生涯曲線大概率會相當難看。人無再少年，基金公司這種用人模式，何嘗不是“傷仲永”？

    三是如何切實保護基民充分知情權？目前3000多位基金經理和7億多基民之間相當程度上處于隔絕狀態。個別基金經理沉默寡言，基金定期報告、直播、財富號、微博等公開渠道均不見身影，對長期虧損從不回應。信息披露有沒有可能進一步規范，如季度報告里的投資策略和運作分析部分，基金經理盡量減少正確的廢話，盡可能以通俗語言回應基民關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