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詢訴訟量翻倍

    金融律師：晚上10點還在加班

    打贏了官司可能也拿不到錢——這個難題，讓一些資管公司代理律師很無奈。同一發行人發行的其他數只債券均發生了違約問題，已經有好幾撥訴訟在前，最終自家代理的公司能否追回本金，以及能通過資產保全挽回多少損失，都是未知數。但很明顯，什么都不做更沒希望。“沒辦法，官司還是要打，同時盡量去做資產保全。”有代理律師說。

    訴諸司法是處置債券違約的熱門途徑。在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從事金融案件訴訟的李力（化名），一個上午接待兩撥客戶后已至中午，他還沒有吃中飯的打算。“趁著中午，還要開個會。”他說，今年來咨詢和訴訟的客戶比往年同期多了一倍還多，快忙瘋了，現在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10點以后。來咨詢的機構投資者中，來自銀行、證券、基金等都有，他們有的是想提前做準備，有的則是已經著手訴訟。

    逐漸增加的債券違約事件，確實讓投資者無法樂觀。證券時報記者據Wind數據統計顯示，今年以來，截至7月18日的違約債券達28只，涉及債券余額289.27億元，對應15家發行主體。這些違約債券評級，并非都在AA級以下。從發行主體看，有7只違約債券發行時的發行主體評級在AA+以上；從債券本身評級看，發行時債券評級在AA+以上的違約債券有3只，AAA級債券身影也出現其中。

    此外，今年以來有62家企業遭遇共計108次主體評級下調，僅6月以來就共發生46次主體評級下調，涉及39家主體。而在6月以來的評級下調中，有10家企業被調整至A級以下。有些債券出現連環爆雷。發行人旗下如果出現一兩只債券爆雷，投資人對其他債券的信心也會產生動搖。

    感受到訴訟壓力增加的不僅是律師。近日關于債券糾紛案件的一次庭審中，由于同時涉及四件訴訟案件，證據信息量大，當天僅完成了雙方證據交換。

    和網貸（P2P）多為個人投資人不同，債券、資管計劃產品的投資者類型更多元，既有個人，也有機構。除了違約方，一些代銷平臺也無法置身事外。和以前相比，不少投資者不再抱有“剛兌”心態，這使得他們更加積極地追求后續補償問題。

    尤其是有的連續投資過同一發行人的多只債券，在一只債券違約后，另一只債券如果再出現利息違約，一些投資人根本沒有耐心等到本金兌付的那一天，而是會提前采取措施。

    不過，追償的路并不平坦。有的會成功，有的則遙遙無期。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6月28日發布的一份執行裁定書顯示，一家銀行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約3億元本金及利息和違約金。執行中，法院發現被執行人名下無銀行存款、無房產登記信息、無車輛登記、賬戶余額均為零元等情況。這意味著贏了官司但拿不到賠償的情況極有可能發生。

    信用收縮致違約閉環

    投資者預期需要引導

    今年債券市場看似出現較大規模違約，不過央行副行長潘功勝7月初在債券通周年論壇上說，中國債券市場違約率整體較低。截至5月末，中國債券市場違約率為0.39%，低于2017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4%，也低于近年來國際市場水平1.2%～2.08%。

    他還表示，債券違約是市場經濟下企業信用風險釋放的自然反應和正?，F象，個體債券違約有利于打破剛性兌付預期。有適當違約，對于發行人和投資者都是一種制約，信用差別也會表現在債券發行的價格上。這對中國債券市場的長期和健康發展是一件好事情。

    事實上，光大證券固收研究團隊梳理2014年來的歷年債券違約情況發現，債券違約的現象在2016年較為突出，當年新增違約主體數量以及新增違約債券規模均較多，2017年新增違約主體數量大幅減少，2018年新增亦不多。

    此前的5月份，該團隊研報稱，今年債券市場所謂的“違約潮”，與2016年相比有明顯的不同。2016年的違約潮，主要是由于經濟下行的客觀背景以及個別發行人（如東北特鋼）的主觀償債意識淡薄所致。而今年的違約，更多地是由于“金融強監管”以及“政府債務強監管”所引發的廣義信用收縮，并且在發行人的不合理應對下，以及市場投資者恐慌情緒的推動下，形成了“信用收縮-違約”的閉環。

    這份研報認為，在恐慌的環境下，投資者通常會過度反應，對未來的信用市場形成過于悲觀的預期。此時，可以對投資者的預期進行引導，以使其回歸至合理水平。事實上，在歷次的信用風波中，政府都會以“答記者問”等形式穩定市場的預期。要解鎖上述“信用收縮-違約”閉環，可以在監管者的節點上，加強監管協調；在發行人的節點上，進行發行人教育；在債項的節點上，引入顯性的和隱性的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