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宏網北京7月10日電（記者 王鏡榕）據外匯交易中心公布，7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7.1926元，較前值調升128個基點。

    “人民幣匯率近期受到短期各類經濟因素影響呈現單邊大幅貶值的情況，但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具有韌性不應過分悲觀解讀，也不因其對出口有限的促進作用而任由市場波動。”中國人民大學長江經濟帶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何青接受本網專訪時表示，人民幣短期的波動可能會帶來跨境金融風險的挑戰，央行最新例會精神表明，應該充分發揮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工具作用，防范人民幣匯率大起大落。

    人民幣資產在長期仍然可以提供可觀的回報

    “近期人民幣走勢延續貶值趨勢主要受到國內外多種短期經濟因素影響。”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助理研究員楊海龍告訴記者，首先是中美貨幣政策出現分化。隨著美國一季度經濟數據以及最新非農就業數據出爐，顯示美國經濟并未出現預期的大幅度衰退，這使得美聯儲加息空間進一步擴大，市場預計美聯儲年內將繼續加息1-2次。國內方面4月以來經濟復蘇勢頭放緩，利率政策持續偏向寬松。中美利差的擴大可能導致資金出現外流，形成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其次，國內經濟疲弱也影響了外部資金進入中國尋找投資機會的意愿。同時受到目前歐洲國家經濟衰退風險上升需求不足的影響，中國對外出口數據也處于疲弱狀態，也影響了匯率市場人民幣的貶值。

    “人民幣匯率的貶值屬于短期波動，長期來看人民幣不具有貶值的趨勢，人民幣資產在長期仍然可以提供可觀的回報。”在何青看來，目前促使人民幣貶值的因素更多是周期性因素造成，而非中國長期經濟發展趨勢的下滑導致。從利率環境來看，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加息操作已經階段性遏制了通脹上升的勢頭。長期來看各國央行會逐步退出加息周期，轉而關注就業和經濟復蘇。

    “這一方面會降低中外利率差，另一方面也會帶動進口需求，從而增強中國對外出口情況。從經濟環境來看，近期中國正加大宏觀經濟調控力度，采取各類措施積極擴大內需，穩定失業。隨著各類宏觀經濟措施逐步落地，國內經濟復蘇步伐加快，利率政策將逐步退出寬松環境，從而促進人民幣由弱轉強。”何青說。

    楊海龍指出，市場上不乏匯率貶值利于我國對外貿易，應當任由市場調節的聲音。理論上看，匯率下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我國出口產品價格，增強其國際市場競爭力，有利于我國的對外出口貿易。但是匯率的短期貶值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傳導至外貿市場。同時外貿市場不僅需要觀察產品價格，也需要觀察外部貿易需求。目前中國的前三大貿易伙伴為東盟，歐盟和美國。目前歐盟內部經濟體陷入技術性經濟衰退，進口需求較弱。中美關系尚未完全恢復，美國持續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從中國的進口，我國對美出口持續下降。總的來看，短期人民幣貶值對外貿市場的影響有限，不應將其視為有利的事件，而應當加以防范管理。

    匯率波動始終存在風險隱患，應當審慎管理

    “在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下，我國跨境貿易投資活動規模擴大、形式多樣，極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各種因素的影響。”楊海龍告訴記者，外匯市場開放下資本大進大出、匯率沖擊、外債杠桿等都可能給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帶來重大風險，面對不確定的外匯市場，中國企業的外匯風險管理能力仍舊有待提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實體經濟的血脈；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何青說，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各國經濟金融相互依存度已達到高水平，“十四五”規劃也明確指出要構筑與更高水平開放相匹配的監管和風險防控體系；外匯風險作為金融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有效管理外匯風險愈發需要我們重視。

    “外匯宏觀審慎政策是防范短期匯率大起大落的重要政策工具。外匯宏觀審慎政策作為宏觀審慎政策重要內容之一，也是外匯市場‘宏觀審慎+微觀監管’兩位一體管理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楊海龍強調，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023年第二季度例會于6月28日在北京召開。與一季度相比，本次例會對人民幣匯率有了新的提法，在繼續提出“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的同時，著力強調“堅決防范匯率大起大落風險”。

    “此番表態一方面有助于市場形成一致預期，逐漸形成市場認同的匯率底部。同時也預示了未來央行將使用外匯宏觀審慎政策保持匯率的穩定。”楊海龍指出，在匯率持續走低情況下，央行通過適時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監管，積極利用宏觀審慎政策等手段調節跨境資金流動穩定外匯市場，防范出現跨境資本快速外流造成人民幣貶值過快的現象，出現重大跨境金融風險。在時間維度方面，央行可以防止境外投資者的順周期行為，通過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系數，外匯逆周期因子等調節投資者行為。同時利用金融市場交易行為工具設置合理的外匯存款準備金，降低外匯風險準備金比率，構建“自動穩定器”，實現“逆周期”效果。

    “在結構維度方面，央行可以對重要投資者，重要機構，交易平臺等設立附加監管要求，避免風險的交叉傳染。”楊海龍建議，應同時做好風險應急預案，例如恢復與處置計劃，要求各方預先制定方案，強化金融機構和金融基礎設施風險處置，及時恢復重要功能運作，恢復持續經營能力，最大程度降低風險帶來的損失。